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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与宗教结下了不解之缘。果戈理是俄罗斯最神秘的作家，他从小就笃信____，宗教信仰在果戈理的家中占有重要地位，宗教神秘主义思想和情绪在他的身上深深扎根，宗教神秘主义思想也必然表现在他的作品中。本文作者从另一个世界、与魔鬼的斗争、浪漫而神秘的爱情、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惩恶扬善）、上帝的审判等方面解剖析了宗教神秘主义在《狄康卡近乡夜话》中的体现。

关键词：果戈理 《狄康卡近乡夜话》 宗教 神秘主义

文学与宗教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有着密切的联系。俄国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与宗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尼·别尔嘉耶夫这样说过：“19世纪伟大的俄罗斯作家进行创作不是由于令人喜悦的创造力的过剩，而是由于渴望拯救人民、人类和全世界，由于对不公正与人的奴隶地位的忧伤与痛苦……俄罗斯文学将带有比世界全部文学更多的道德特点和潜在的宗教特点。”“果戈理不仅属于文学史，而且属于俄罗斯宗教史和宗教——社会探索史。”可以说果戈理是最神秘的俄罗斯作家之一。

宗教信仰在果戈理的家里占有重要地位，果戈理从小就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在他所就读的涅仁中学，宗教教育是每一个学生的必修课。维诺格拉多夫在论述宗教信仰对果戈理文学创作的影响时指出：“果戈理得自家庭和学校的宗教教育总是为他的文艺创作提供精神食粮，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后来的发展。”可以说，宗教已经渗入到作家的血液中了。著名诗人纪伯伦曾说过：“谁能把他的信仰与行动分开，把他的信奉与职业分开？”因此，果戈理的____世界观和宗教情结必然会在他的作品中有所反映，宗教神秘主义思想贯穿在果戈理一生的创作和对生命意义的探索之中。《狄康卡近乡夜话》（以下简称《夜话》）是果戈理得到文坛认可的第一部作品，其中的小说素材大多来源于民间传说，轻松、浪漫的故事中充满了神秘色彩，也贯穿着作家的宗教意识。

一、另一个世界 所谓另一个世界，是与现实的世界相对而言的。在《夜话》中，果戈理在几乎每一部小说中都不同程度地描绘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另一个世界。在这些小说中，读者或者会找到某种冥冥之中不可抗拒的、具有魔力的、能够控制人类的神奇力量。如《索罗庆采市集》中的红褂子；《圣约翰节前夜》中的凤尾草；或者有妖精、巫婆、魔鬼以及一个类似魔鬼的人物：《索罗庆采市集》中有一个长着魔鬼面容的茨冈人，《圣约翰节前夜》中的巴沙甫留克是个“变成人形的魔鬼”，《五月的夜》中有女落水鬼，《失落的国书》和《圣诞节前夜》中有妖精、魔鬼等等。

在《夜话》中，人们的生活在现实世界与另一个世界之间穿梭。在《索罗庆采市集》中，红褂子本来只是一个传言，但是每一个做过坏事或不守信用的人都见过红褂子的碎片；《圣约翰节前夜》中村子里发生着种种怪事，彼特罗在巴沙甫留克的帮助下到了一个“地狱”，他的金币在他失踪后都变成了破砖碎瓦；《五月的夜》中列夫柯是在梦中帮助了女落水鬼，但是当他醒来，手里真的有一张纸条，他拿着这张纸条达成了自己的愿望；在《失落的国书》中，爷爷是在路上弄丢了国书，第二天夜里他同妖精们斗智斗勇拿回了国书，天亮时他却发现自己睡在自家的屋顶上；在《圣诞节前夜》中有伐库拉骑着魔鬼去皇宫；《魔地》中爷爷在瓜田边遇见了老朋友，正玩得高兴时，一回头却一个人影也看不见了。他在夜晚找到的金子，天亮后却变成了垃圾。在《夜话》中，人、巫婆、巫师、妖精、魔鬼等一起生活。人们的生活、神秘的传说、奇怪的梦境交织在一起，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让人无法分辨哪里是现实的世界，哪里是另一个世界。狄康卡人们的日常生活就这样被果戈理赋予了神秘的色彩。

二、与魔鬼的斗争 关于人与魔鬼、魔鬼与上帝、上帝与人的思考一直是果戈理创作中挥之不去的主题。梅烈日科夫斯基甚至把果戈理的全部创作看成是果戈理与魔鬼的斗争史。在《果戈理与魔鬼》一书中，他写到：“在果戈理的宗教认识中，魔鬼既是神秘主义的本质，又是现实的活人，其中积聚了对上帝的否定，永恒的邪恶。作为一个艺术家，果戈理借助笑来研究这个神秘主义实质的特性；作为一个人，他以笑为武器来同这个现实的活人进行斗争：果戈理的笑实际上是人同魔鬼的斗争。”

果戈理作品中的妖精、魔鬼和巫婆并没有带着假面具降临人世，它们露出了本来的面目。“对魔鬼就直呼其为魔鬼，决不仿效拜伦给它穿上华丽衣着。”在小说集中，魔鬼和妖精并不是虚无缥缈的幻象，果戈理对他们进行了细致的描绘。《索罗庆采市集》中的小鬼穿着红袍，头上长角，整天带着帽子手套。巴沙甫留克长着两条毛茸茸的粗眉毛，目光阴森，常常寻欢作乐，挥金如土；女落水鬼有一双玉臂，和颜悦色的小脸，明亮的眸子，亚麻色的头发，很是动人；《失落的国书》中的妖魔鬼怪一个比一个丑：妖精们打扮得花枝招展，魔鬼们长着狗脸和德国式的细腿。《圣诞节前夜》中的魔鬼“是个十足地道的德国人，一张狭长的瘦脸……像个猪脸似的，顶上拱起一个圆圆的鼻尖；腿细而长……屁股上翘起一条又尖又长的尾巴”，长着山羊胡子，头上长角。《可怕的复仇》中巫师的长鼻子歪到一边，眼睛是绿色的，嘴唇发青，嘴里吐出獠牙，下巴是尖的，脑袋后面肿起驼峰。

巴甫利诺夫指出：“果戈理在小说集中的几乎所有小说里所运用的主要的情节构成主题是世界文学中最古老的‘永恒’神话情节——是有关人与魔鬼之间的契约的情节，确切地说，是关于人摆脱魔鬼的引诱的奇迹。”

在《索罗庆采市集》中，这一神话情节表现为：为了心爱的姑娘，格利茨柯求助于茨冈人，和他达成了协议，只要茨冈人帮他如愿以偿，他就把牛以非常便宜的价格卖给他。很快，集市上就出现一个关于红褂子的传言，这也是一个人与魔鬼订立契约的故事：一个欠了酒钱的魔鬼把自己的红褂子押给一个犹太人。《圣约翰节前夜》中巴沙甫留克对彼特罗说：“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你就可以得到一大堆这样的东西。”《圣诞节前夜》的魔鬼对铁匠说：“不订合同，那就什么事也办不成。”《五月的夜》中的女落水鬼对列夫柯说：“把我的后妈找来！我毫不吝啬地把什么东西都给你，我要酬谢你。”《失落的国书》中妖精们要求爷爷陪她们先玩三回纸牌，才能把国书还给他，等等。

这些妖魔鬼怪是邪恶势力的化身，是令人恐惧、令人害怕的。有时它们可以操纵人类，迫使他们做出一些不可控制的事情。《圣约翰节前夜》中的巴沙甫留克，他的眼睛具有一种说不清的魔力，在他和老妖婆的诱惑下彼特罗杀死了只有六岁的孩子，《圣诞节前夜》中的小鬼在最后的时刻还想要报复铁匠，就连《五月的夜》中可怜的女落水鬼也以拖别人下水来威胁，《可怕的复仇》中的巫师亲手杀死了自己的亲人以及拒绝为他祈祷的苦修士。

但是，这些魔鬼的力量虽然强大，却是可以战胜的。在《夜话》中，这种令人恐惧的力量往往呈现在丑陋可笑的形式中，这些魔鬼大多数并不意味着可怕或是恐怖 ……此处隐藏7266个字……人瞿佑的耳朵里，于是，瞿佑据此写下了美丽的《渭塘奇遇记》。{8}

这里芥川借用王生与张生的交谈，道出了一段被怪异化的“才子佳人”故事，中国才子佳人小说的某种现实性、确定性，则完全被解构，故事被放置在一个假设的梦境中，连小姐是否存在也成为了不确定性，并推想瞿佑是从张生那里听到了这个传闻，据此写下了《渭塘奇遇记》。这样就将《奇遇》写成了一个关于小说写作经过的“元小说”，也就是关于小说的小说。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编辑读到此认为这是个浪漫的故事，准备接受这篇作品时，芥川却说故事还未完，小说的结尾有这样一段对话：

但是，钱塘的瞿佑自不用说，就连张生等众友人都蒙在鼓里，当搭乘着王生夫妇的彩船离开渭塘的酒肆之际，在王生和少女之间曾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戏终于平安地演完了。我对令尊大人说，我每天都梦见你。当我说出这种小说似的谎言时，内心不知打了多少个寒战。”

“我也对此好生担心呐。你对金陵的朋友也撒谎了吧？”

“嗯，也撒谎了。最初我什么都没有说，但偶然被朋友发现了这只指环，才不得已把本该对令尊大人说的谎又对朋友说了一遍，说我在梦中什么什么的……”{9}

这段王生与小姐的对话道出了真相，戳破了王生梦中与小姐相会的谎言，还原了男女私会的真相，彻底解构了古典中国的浪漫和神秘。如果没有上述这段完全超出原作有“狗尾续貂”之嫌的结尾，那么芥川的翻案小说就不是翻案，芥川洞悉人性深处的才能也就无以体现。正是这段结尾，表明了芥川对共同人性和现实的理解，芥川认为现实中充满了欺骗和谎言，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才子佳人小说中多有虚伪，这是中国的礼教对自然人性压抑的结果，瞿佑未敢明言的深层思想，让芥川撕开了：虚假的浪漫掩饰着被现实扭曲的人性，显现了芥川历史小说具有的现代性和对人性冷静剖析的深刻与犀利。芥川就像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里讲真话的孩子一样撕下了蒙在古典中国的神秘面纱。芥川为何要以瞿佑的《渭塘奇遇记》为蓝本，加以改写，其意图是什么？又体现了他对中国文化，以及中国怎样的态度？我们联系小说写作的时代背景，芥川的中国之行，或许能够更好地解答上述问题。

三、中国之行的热情与冷淡

小说《奇遇》开头设置一个楔子：编辑向小说家讨要文稿，为了应付编辑，小说家拿出了放在抽屉里的小品文《奇遇》，与其他中国题材的历史小说不同的是，《奇遇》的叙事时间是小说家在即将离开日本到中国游访的前半个小时，是当下而不是往昔。

小说开头是编辑与小说家的一段对话：

编辑 听说您要去中国旅行，是去南方，还是北方？

小说家 我打算由南至北周游一圈

编辑 都准备停当了吗？

小说家 是的，已经大体就绪了。只是原本应该一读的纪行和地志等等尚未读完，有些不知所措。

编辑 （显得无精打采地）那种书有很多吗？

小说家 远比想象的多。单说日本人写的，就有《七十八日游记》《中国文明记》《中国漫游记》《中国佛教遗物》《中国风俗》《中国人气质》《燕山楚水》《苏浙小观》《北清见闻录》《长江十年》《观光纪游》《征尘录》《巴蜀》《湖南》《汉口》《中国风韵记》，还有支那……

编辑 您全都读了吗？

小说家 哪里，还一本都不曾过目呐。如果再列举中国人写的书，更是有《大清一统志》《燕都游览志》《长安客话》，还有帝京……

编辑 行了，那些书名已经够多的了。

小说家 我想，我还尚未提及任何一部欧洲人撰写的书呐……{10}

《奇遇》中的小说家与芥川的身份，经历相同，从这个层面上说小说家就是芥川，为了此次的中国之行，他收集了各种有关中国的书籍，有日本人写的，有中国人写的，还有没列举的欧洲人写的，可见芥川为中国之行做足了功课，但他却一本都没读，这种对中国既充满了热情又冷淡的做法，令人不解。这种矛盾构成了他在《奇遇》中对中国原典解构的心理基础，也形成了他对中国既仰视又睥睨的双重目光。

1921年3月22日，芥川作为《大阪每日新闻》的特派作家，带着采写《支那印象记》的任务来到中国，做了为期三个月的旅行，足迹从中国的江南到东北，这次中国之旅的产物就是1925年由改造社出版的《支那游记》，游记对于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形象的描绘是破败、肮脏，野蛮、混乱，曾经的古典中国的桃花源幻境被彻底打破。文艺的中国、诗意的中国已荡然无存。当然，芥川在写《奇遇》时还未踏上中国的领土，所以无法具体地描绘中国形象，但早在他去中国之前，日本作家森鸥外、夏目漱石、佐藤春夫、谷崎润一郎等数十位来华旅行，写了大量的旅行记，特别要说的是其老师夏目漱石的中国旅行记《满韩处处》(1906)对肮脏、麻木的中国人的描写，无疑会影响到日本人对中国的看法，实际上，自鸦片战争、日清战争之后的日本人开始日益傲慢起来，对于现代中国不无蔑视，而大正时期流行的“支那趣味”，也不乏对中国的觊觎之心。

芥川龙之介是对中国文化深有造诣的学者型作家，他所接受的中国文化主要是中国古代文化，他是从书本里、文字中吮吸了中国文化的丰富营养，形成自己的中国文化观和形象。从《支那游记》的文字里很明显地反映出芥川龙之介是以过去从古代中国文化典籍中所获得的文化观来寻找对应物的心态。他在南京看到秦淮河，他脑海里浮现的亦是昔日在中国古代诗词、小说中所描绘的秦淮河。但是，一旦接触实际，作为文字载负的“幻影”就不复存在，芥川所感受到的是一种“误读”之后的文化落差，于是产生一种失落感。{11}

他曾在《长江游记》中写道：

现在的中国有什么？不是在政治、学问、经济、艺术上都衰颓了吗？特别是在艺术方面自嘉庆、道光以来没有一件值得骄傲的东西，而且国民不问老少只唱亡国的太平之音。当然，也许在青少年中多少还有其活力，但是他们的声音即使有，在全国国民的胸中恐怕也未引起大的共鸣和强烈的反响这也是事实。我不能爱支那，想爱也爱不起来。目击国民之腐败，如果还能再爱支那的话，只能是颓唐之至的官能主义者，浅薄的支那趣味的憧憬者。如果支那人本身内心还未昏昏然的话，会比我们这些外来的旅客更会嫌恶吧。{12}

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腐败落后，让芥川无法爱中国，似乎他曾经爱过的古典中国、文艺中国的幻象被打破，支那趣味不过是浅薄者的憧憬，芥川中国之行后的中国观，有对中国现实客观的描写；也有对中国的傲慢与偏见。这也是芥川的双重身份决定的，作为小说家的芥川，西湖、秦淮河无疑是文辞歌赋中的浪漫意象，也曾激起他的遐想；然而，作为记者的芥川，不可避免地带有先进国家的意识形态，他以冷漠、挑剔的目光审视落后国家中国的一切。《奇遇》中那个既对中国充满热情，又十分冷漠的小说家，和对中国现实事物丝毫不感兴趣，只想一味沉浸在古典中国幻境中的编辑，二者的心态，正是芥川的文艺中国与现实中国两种对立的中国观的反映，而中国之行后的《支那游记》为我们印证了这一点，自中国之行后芥川再没有写中国历史题材翻案小说，表明芥川已从古典中国的幻境中走出，而《奇遇》则是其中国历史题材小说的终结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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